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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林武术的渊源
发布时间: 2013-9-13 9:23:46 发布来源:www.shaolinwst.com 阅读人数:

◎罗亘
 
一千多年来,少林武术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威名赫赫,且远播海外,各种神话、传说广泛流传。近十几年来,全国掀起空前的少林武术热潮,声势之大、传习之众,超越前代不啻百倍。然而,关于少林武术的渊源,却未见严谨深入的研究成果,中国的佛寺数以万计,为什么独有少林寺以武扬名,且绵延千年而不绝?窃以为,不追寻渊源,不做深入的基础性研究,少林武术不仅难以进一步提高水平,而且容易流于表面功夫,在辉煌的光耀中走向衰败。
唐豪先生生前曾认真地研究了少林武术的有关文献与碑刻,关于少林武术的渊源,他断定:“达摩根本没有传过什么体操给少林僧,我国的体操和拳术远在达摩之前就有自己的发展历史,与达摩毫不相干。……五世纪末少林寺小和尚们爱好的摔跤、跳跃、拳击,都是我国早有的体育活动,也不是跋陀从印度带来。”我认为,唐豪先生的论断,涉及达摩者基本正确,但需要进一步论证;涉及跋陀者稍嫌粗略,容或武断,有待商榷。

达摩在少室山石洞中“面壁九年”的故事,自北宋起即开始流传,近千年来几乎家喻户晓,妇孺皆知。然而,这是禅宗在经过唐朝、五代的大发展,成为中国佛教最大派别之后,为确立其权威地位而编造出来的神话,并非实有其事。
达摩在历史上确有其人,全名菩提达摩,梵文为Bodhidharma,义译为“觉法”。有关其生平活动的可靠记载,一见于北魏杨衡之所著的《洛阳伽蓝记》“永宁寺”文中“修梵寺”文中亦记有一句,一见于初唐道宣所著的《续高僧传》卷十六中的《菩提达摩传》及《僧副传》、《慧可传》。《洛阳伽蓝记》说达摩是“波斯国胡人”,《续高僧传》记他是“南天竺婆罗门种”。究竟达摩是波斯今伊朗人,还是南天竺印度人,现已无法确定。
据《续高僧传·慧可传》记载,慧可四十岁以后,“遇天竺沙门菩提达摩游化嵩洛。慧可怀宝知道,一见悦之,奉以为师,毕命承旨,从学六载”。该书《菩提达摩传》亦记,达摩“游化为务”,道育、慧可二人遇到他以后,“寻亲事之,经四、五载,给供咨接。”这些有关达摩生平的原始资料显示,达摩是一位四处云游、居无定所的僧人,在他“游化嵩洛”期间,慧可拜他为师,供奉、从学六年或四、五年之后,达摩便“灭化洛滨”了。在这一期间,达摩不可能静处少室山石洞中“面壁九年”,因此《续高僧传》根本没有这方面的记载。
又据《洛阳伽蓝记》“永宁寺”文中所记达摩来到洛阳,看到永宁寺辉煌壮丽的景象,赞叹“此寺精丽,阎浮所无也。极佛境界,亦未有此”,以至“口唱南无,合掌连日”。而据《洛阳伽蓝记》和《魏书·释老志》所记,洛阳永宁寺建成于北魏孝明帝熙平元年(公元516年),因此,达摩到达洛阳是在熙平元年之后。按《太平寰宇记》的记载,嵩山少林寺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(公元495年)。据此可知,达摩到洛阳时少林寺至少已经建成二十余年了。
那么,达摩“面壁九年”的故事又是怎么来的呢?在《续高僧传·僧副传》中对于达摩有这样的记载:“有达摩禅师,善明观行,循扰岩穴”。同书《菩提达摩传》记载的达摩教诲道育、慧可的“真法”中,则有“如是安心,谓壁观也”、“凝住壁观,……坚住不移”的要诀。“面壁九年”的故事,大概是北宋时期的禅宗僧人从以上的“循扰岩穴”和“凝住壁观”这两条记载中推衍、编排出来的。“壁观”是一种禅观法门,不是面壁打坐,吕澄先生在《中国佛学源流略讲》中已加明辨。
达摩的亲传弟子、再传弟子以至五传、六传弟子中,均未见以习练武术而著称者。其嫡传弟子慧可甚至“遭贼斫臂”,成为无臂人见《续高僧传·慧可传》。如果达摩曾经传他武功,慧可的遭遇不致如此悲惨。早期的主要禅宗寺院,如黄梅五祖寺、荆州玉泉寺、韶关宝林南华寺等,没有一处以传授武术而闻名。盛唐以后大批出现的禅宗文献,也没有一种是讲授武术的著作。相反,“放下屠刀,立地成佛”却成为禅宗警醒世人的最著名的号召之一。这些情况反映出,达摩没有向他的弟子们传授过武术,习练武功不是禅宗的特征。
少林寺武僧帮助李世民“擒彼凶孽”、抓获王仁则,是在唐高祖武德四年公元621年。禅宗僧人成为少林寺住持,则始自五祖弘忍的弟子老安和法如(见《楞伽师资记》及少林寺的《法如碑》),时间大约在公元660年以后。这些史实表明,在禅宗僧人领导少林寺之前,少林武术早巳兴盛发展了。
小结:达摩“面壁九年”的故事是北宋时期禅宗僧人编造的,达摩未曾向其弟子传授过武功,少林武术形成于少林寺成为禅宗寺院之前,因此,少林武术不是源于达摩。

跋陀
按诸《魏书·释老志》和《续高僧传》卷十六《佛陀传》,少林寺是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勒令为印度高僧跋陀佛陀建造的。孝文帝迁都在太和十七年,两年之后建少林寺,这与当时的社会情势、与《魏书》及《续高僧传》的有关记载均相符合。
少林寺第一代祖师,《魏书·释老志》记作“跋陀”,《续高僧传》记作“佛陀”,均为梵文Buddha的汉文音译。汤用彤先生的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》,吕先生的《中国佛学源流略讲》皆以为少林寺的跋陀佛陀,即地论师之中的佛陀扇多。我认为,这一判断有误,根据如下。
一《续高僧传》卷七《道宠传》记载,地论师只有两家:一由菩提流留支传道宠,是为道北系;一由勒那摩提传慧光等人,是为道南系。后来,由道南、道北两系又衍生出四宗、五宗。此外,没有佛陀扇多的第三家地论师。
二《续高僧传》卷一《菩提流支传》所记佛陀扇多之事为:“又有北天竺僧陀扇多,魏言觉定,从正光元年至元象二年,于洛阳白马寺及邺都金华寺,译出《金刚》、《上昧》等经十部。”这里既未记佛陀扇多曾译《十地经论》,又未记他在嵩山少林寺译过经。而勒那摩提在少林寺与跋陀(佛陀)合译《十地经论》之事,见于《续高僧传》卷二十一《慧光传》:“会佛陀任少林寺主,勒那初译《十地》,至后合翻。”唐玄宗开元十六年(公元728年)裴漼撰、书的《嵩岳少林寺碑》亦记:“时有三藏法师勒那,翻译经论,游集刹土”,“跋陀法师乃于寺西台造舍利塔,塔后造翻经堂。”(《续高僧传·道宠传》)所记勒那摩提在洛阳太极殿译《十地经论》一事,吕唡先生已经指出是“不足信”的传说。跋陀是一位“学务静摄”、“性爱幽栖”、专主禅修的僧人,其传记中没有去过邺都、并在那里译经的记录,至于《菩提流支传》中所记“其后三德乃徇流言,各传师习,不相徇访”指的不一定只是菩提流支、勒那摩提、佛陀扇多“三德”在《十地经论》上的分歧。这三位印度僧人所译的经都不止《十地经论》一部,他们在其它经典的阐释上也可能会有分歧。因此,不能以此作为佛陀扇多译过《十地经论》的依据。
三尤需明辨者,邺城成为国都是在永熙三年(公元534年),从此北魏分裂为东、西魏。此时上距少林寺始建之年已经整整四十年,跋陀不仅不可能去敌国都城译经,恐怕他早巳不在人世了。结合《续高僧传》中的《佛陀传》和《僧稠传》,以及《嵩岳少林寺碑》的相关记载可知,僧稠到少林寺见到跋陀(佛陀),得到高度赞许之后不久,跋陀即退居寺外,由僧稠住持少林寺,随后跋陀圆寂。僧稠后来又离开少林寺到王屋山,修行一个时期之后移居马头山,屡辞北魏孝明帝征召,永熙元年孝武帝“于尚书谷为立禅室”。从这些情况判断,跋陀在永熙元年以前已经圆寂多时了。
根据以上三个方面的史实,元象二年(公元539年)尚在邺都金华寺译经的佛陀扇多,定非跋陀,而是另外一人。
辨明跋陀佛陀与佛陀扇多不是一人,便可以知晓:跋陀主要是修习禅定的僧人,而不是学问僧。《续高僧传·慧光传》中记佛陀发现慧光拿起纸笔、大事著述之后,痛哭流涕,深为失望,说出了一番极为伤心的话。这也清楚地表明:跋陀轻视文字,不是学问僧。如果跋陀是一位学问僧,他与武术的缘分便可能远了许多。明乎此,始可辨少林武术之渊源。
《续高僧传·佛陀传》记载,佛陀到达恒安今山西省大同市附近之后,有富户康家为他“造别院,常居室内,自静遵业,有小儿见门隙内炎火赫然,惊告院主。合家总萃,都无所见。其通征玄。观斯例众也,识者验以为得道矣。”佛家僧传中常记神异之事,不足取信,但跋陀是一位质朴的僧人,一生多在山林中静修,没有诡言怪行以欺世的表现。而且,在居住康家别院之前,他在大同石窟中修行时已经“征应潜著,皆异之非常人也。”用现在的术语表述,跋陀已经修行到具有非凡的特异功能了,所以“识者验以为得道矣”。
高深的武术,必须以深厚的内功为基础。跋陀经过长期苦修,具备卓异的功力。从《续高僧传》的记载看,这是确凿的事实。
 
慧光
《续高僧传·佛陀传》中还记一事:“佛陀时又入洛,将度有缘,沙门慧光,年立十二,在天街井栏上反踏蹀卲,一连五百。众人喧竞,异而观之。佛陀因见,惟曰:‘此小儿世戏有工,道业亦应无昧;’意欲引度。权以杖打头,声响清彻。既善声论,知堪法器。”此处的“反踏蹀卲”,唐豪先生认为是反踢键子。我认为,“蹀卲”可能即“鍱链”,是一种金属器具。不管何物,慧光能在井栏上一连“反踏”五百次,应属身怀绝技之人。
关于此事,同书《慧光传》所记不同,谓慧光“年十三随父入洛,四月八日往佛陀禅师所,从受三归。佛陀异其眼光外射如焰,深惟必有奇操也。”因此,慧光是否有井栏上反踏五百的绝技,尚不能确定。
慧光出家后依从跋陀的教导,在少林寺潜心研究戒律,成为律学大师,被后世尊为律宗祖师之一。他在少林寺还参与了勒那摩提与跋陀合译《十地经论》的工作,得到勒那摩提亲传,后来成为道南系地论师的首领。慧光生前地位显赫,曾在洛阳任僧都,在邺城任僧统,是僧人中地位最高的人。他在洛阳、邺城所住的寺院,以及得他亲传的弟子,都没有以武术闻名于后世者。这表明,慧光没有传授过武术。特别需要指出的是,作为律宗大师,即使慧光原来身怀绝技,武功超群。但由于习武隐含着违犯佛教戒律的可能性,他也不会鼓励徒众练武。因此,少林武术不会源于慧光。
 
僧稠
活跃于唐高宗晚年至唐玄宗时期的文学家张呎著有《朝野佥载》一书,其中记载僧稠之事甚详,兹转录下:
北齐稠禅师,邺人也,幼落发为沙弥。时辈甚众,每休暇,常角力腾湜为戏。而禅师以劣弱见凌,绐侮殴击者相继,禅师羞之。乃入殿中,闭户抱金刚而誓曰:“我以羸弱为等类轻侮,为辱已甚,不如死也。汝以力闻,当佑我。我捧汝足七日,不与我力,必死于此,无还志,”约既毕,因至心祈之。初一两夕,恒尔,念益固。至六日将曙,金刚形见,手执大钵,满中盛筋,谓稠曰:“小子欲力乎?”曰:“欲。”“念至乎?”曰:“至。”“能食筋乎?”曰:“不能。”神曰:“何故?”稠曰:“出家人断肉故。”神因操钵举匕,以筋食之。禅师未敢食,乃怖以金刚杵,稠惧,遂食,斯须食毕。神曰:“汝以多力,然善持教,勉旃!”神去且晓,乃还所居。诸同列问曰:“竖子顷何至?”稠不答。须臾于堂中会食,食毕,诸同列又戏殴,禅师曰:“吾有力,恐不堪于汝。”同列试引其臂,筋骨强劲,殆非人也。方惊疑,禅师曰:“吾为汝试之。”因入殿中,横塌踏壁行,自西至东凡数百步,又跃首至于梁数四,乃引重千钧,其拳捷骁武劲。先轻侮者俯伏流汗,莫敢仰视。……
下面还有一段冗长的神异故事,全不足信,不再引录。《朝野佥载》属于笔记小说类的书,以上文字显然录自传闻,可能还有作者的渲染加工。《新唐书》对张郿的文字译价甚低,说他“属文下笔辄成,浮艳少理致,其论著率诋诮芜猥,然大行一时,晚进莫不传记。”证诸以上关于僧稠的记述,《新唐书》的这些评价应该是确有依据的。
《续高僧传·僧稠传》所记僧稠生平,与《朝野佥载》出入极大。如:《续高僧传》记他是瘿陶今河北省宁晋县人,《朝野佥载》说他是邺城(今河北省临漳县)人;《续高僧传》记他出家前任太学博士,二十八岁才出家,《朝野金载》说是“幼落发为沙弥”;等等。《续高僧传》成书于唐太宗贞观十九年(公元645年),早于《朝野佥载》数十年,其作者道宣是位严肃的佛教大师,贞观初年曾经亲往僧稠晚年居住的寺院调查,得到最可靠的原始资料,直接转录到《僧稠传》里——“传者亲阅行图,故直叙之于后耳。”因此,《续高僧传·僧稠传》是关于僧稠生平事迹的最权威、最可靠的历史资料。与它相比,《朝野佥载》关于僧稠的记述近于荒诞,不能视为信史。
唐豪先生推定:“(《太平广记》转录的)《纪闻》和《朝野佥载》所记的这件故事(即上引的一段文字——引者),同出于较早的《稠禅师传》,因此内容相同。”他还进一步推定:“《稠禅师传》可能出于他的门弟子之手。”唐先生的这些论断,是不正确的。唐先生未读过《续高僧传》,并把道宣的《续高僧传》误作南朝梁代慧皎的《高僧传》。《朝野佥载》所记有关僧稠的文字,应是张郿在传闻的基础上率意编造的,决不可能出于僧稠门弟子之手。《纪闻》和《太平广记》的同样文字,显然是全文转录自《朝野佥载》。
《续高僧传·僧稠传》记僧稠在王屋山“闻两虎交斗,咆响振岩,乃以锡杖中解,各散而去。”又记北齐文宣帝高洋曾要僧稠表演灵异之事,僧稠不肯。高洋强求,僧稠“乃投袈裟于地。帝使数十人举之,不能动。稠命沙弥取之,初无重焉。”此外还记有僧稠其它的灵异之事,其中属于僧稠弟子们夸大、附会的成分一定不少,但与《朝野佥载》所记的神异故事性质不同,不会全部是杜撰出的虚假故事。僧稠经过长期的、极其艰苦的禅修,具有一些卓异于常人的能力,如以锡杖拨开恶斗中的猛虎,可能实有其事。
另须指出,《朝野佥载》所记僧稠之事,虽然不是信史,但反映出初唐、盛唐时期民间存在着僧稠武功卓绝的广泛传说,而民间传说或多或少总能折射出一点事实。
僧稠的武功或超常能力,不会是在出家之前就有的;出家之前他是声名卓著的儒士,“勤学世典,备通经史”,所以被朝廷“征为太学博士”。他的功夫应是出家后在修行中获得的,特别是从跋陀高足道房那里学得的。因此,少林武术不会源于僧稠,相反,僧稠的功夫应源于少林。
僧稠离开少林寺后,曾长期住在王屋山,后来又到常山今河北省正定县大冥山,晚年住邺城西南龙山今河南省安阳市郊区,而这些地方都没有出现武术中心。这些情况反映出,僧稠的功夫是被授予的,他不是向外传播少林武术的源头。
以上考察表明,慧光、僧稠这两位最受跋陀器重、得到他的真传、被他称为“自化行东夏,唯此两贤,得道记之”的嫡亲弟子,都不是少林武术之源,他们都没有在少林寺之外广传武功。少林武术也不是源于达摩,上文已做考证。那么,少林武术的鼻祖是谁呢从各个方面的情况判断,只能是跋陀,僧稠的武功即得自跋陀及其弟子的传授。唐豪先生依据《朝野佥载》中的传闻故事,判定少林武术“不是跋陀从印度带来”,是缺乏可靠根据的。
少林武术源于跋陀,不等于说少林武术纯粹是印度的舶来品。在少林武术产生之前,中国就有自己的武术。少林寺的僧人,除早期有少数几位印度人之外,全部都是中国人。他们在习练武功的过程中,必然会把中国原有的武术带进寺院。因此,少林武术是印度武术与中国武术融合的产物,这应该是它在中国武术史上威名独震的重要原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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